关于董福祥札多少钱的信息

荣禄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为何能看出孙中山必成清朝大患 ？

因为荣禄是代表慈禧一方利益的，他们当然希望国泰平安，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利益，所以当然要反对。

荣禄的崛起，不但因为他有着敏锐的眼光，更在于他那超强的洞察力，如果说前面部分有很多“机遇”成分的话，那“庚子之乱”中荣禄的表现，就完全可以配得上“老狐狸”的称号

庚子年，慈禧向列强宣战，并下令围洋人的攻使馆区，这些都是荣禄负责。刚开始，荣禄派去的人是董福祥，董福祥对洋人的态度只能用他的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“臣无他能，唯能杀洋人耳”。他对洋人有着排斥和敌视，现在让他去打一个小小的使馆区，完全不会太费事。

可荣禄对局势的发展有着清晰的了解，因此，他下令董福祥只准向天放枪，暗地里还为被围困的各国使馆配送食物、水果。

纵观荣禄的一生，起起伏伏，经过山川也跨过河流，青年得志而惨遭打压，最后经过十五年的磨炼，成为了晚清的干臣，也是晚清满族的最后一位聪明人。

不过即使他再聪明也改变不了满清江河日下的处境，天下大势，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命运。满清最终也在荣禄去世7年之后，由荣禄提拔栽培的袁世凯所覆灭。

扩展资料：

荣禄与维新一派的世仇始于戊戌政变。无论当时还是后来，康梁党人都相信是袁世凯和荣禄的告密导致了政变。而近二十年来的史料重建，证明了慈禧训政早有计划。

而荣禄在政变后“尽一切力量”挽救新政成果也是事实。当时新旧大臣的分野并不明显，荣禄可算“体制内维新派”，甚至事后李鸿章也以“康党”自居，被革命家章太炎引为奇观。

华裔学者房兆楹评价道：“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也未曾想作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。”但通过观察庚子之变中荣禄的作为，可归入政治家之列无疑，并与其他朝臣有所区别。

参考资料：百度百科-庚子国变

南京博物院有哪些书画精品

南京博物院书画收藏精品非常丰富，例如：

法书名作：包世臣行书屏条 、 吴大澄篆书轴、徐三庚六言宣对联、赵之谦行书信札册 、吴昌硕行书七言、张纶英楷书宋庭、于右任为季陶书轴、章炳麟篆书轴、沈尹默书杜子美林散之七绝草书等；

各代名画：八骏图、墨荷通景屏、蕉菊双鸡图轴、山雨图轴、柳枝喜鹊图轴、墨蟹图轴、红梅图轴、新秋鹅浴图轴、竹廊纨扇图轴、潇湘风竹图轴、桃花鸳鸯图轴、蕉石萱花图轴、探珠图轴 、牵马图轴、甘谷菊泉图轴、春山策杖图轴、柘溪草堂图轴、岳阳楼图轴、昼锦堂图轴、锦石秋花图轴、静深秋晓图轴、仿大痴山水轴晓烟宿雨图轴等等。

其中最著名于世的是南京博物院的“镇院之宝” 明代大画家徐渭的扛鼎之作《杂花图卷》。

《杂花图》卷纸本,水墨,纵37厘米,横1049厘米,画于万历年间。在这卷十余米的长卷中，徐渭以淋漓酣畅的“胶墨”分别画有13种花卉蔬果。徐渭以其疾飞狂扫的豪放气势，纵横挥洒，信笔涂抹，笔迹爽劲,墨色滋润秀雅,宛如长歌之序曲。无怪著名美术家收藏夹谢稚柳先生在观后题字“天下第一徐青藤”！

康有为“围园劫后”是什么？

“百日维新”失败之后，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“谋围颐和园，劫制皇太后”的罪名，并加以通缉追捕。那么，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“围园劫后”密谋，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？至今令研究者费解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的“百日维新”，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，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、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；以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“戊戌六君子”惨遭顽固派的杀害。事后，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“谋围颐和园，劫制皇太后”的罪名，并加以通缉追捕。

关于围园劫后密谋，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。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之后，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。然而，到底有没有“围园劫后”密谋，学术界则意见纷呈，莫衷一是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：

其一，康梁否认。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、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。据金梁在《四朝佚闻·德宗》记载，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“兵劫颐和园事”，康有为“怫然曰：‘乌得有此？我朝以孝治天下，小臣面对，谁敢妄言？此皆荣、袁辈不学无术，藉危词以邀权势耳！’”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卷三《政变前纪》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，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，而说：当时维新党人“意上位危险，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”，说袁世凯勤王，“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”。在卷六《谭嗣同传》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：“初三日夕，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，直诘袁曰：‘君谓皇上如何人也？’袁曰：‘旷代之圣主也。’君曰：‘天津阅兵之阴谋，君知之乎？’袁曰：‘然，固有所闻。’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：‘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，惟在足下，足下欲救则救之。’又以手自抚其颈曰：‘苟不欲救，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，可以富贵也。’袁正色厉声曰：‘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？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，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，救护之责，非独足下，若有所教，仆固愿闻也。’君曰：‘荣禄密谋，全在天津阅兵之举，足下及董（福祥）、聂（士成）三军，皆受荣所节制，将挟兵力以行大事。虽然，董、聂不足道也，天下健者，惟有足下，若变起，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，保护圣主，复大权，清君侧，肃宫廷，指挥若定，不世之业也。’袁曰：‘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，传号令以诛奸贼，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，竭死力以补救。’……君曰：‘荣禄固操、莽之才，绝世之雄，待之恐不易易。’袁怒目视曰：‘若皇上在仆营，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。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，袁曰：‘今营中枪弹火药，皆在荣贼之手，而营哨各官，亦多属旧人，事急矣，既定策，则仆须急归营，更选将官，而设法备贮弹药，则可也。’乃丁宁而去”。这就是说，谭嗣同夜说袁世凯，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，保护光绪帝，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，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。

其二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。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，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，劝其杀荣禄，代为直督，并即带兵进京，包围颐和园，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，才会说这样的话。袁世凯“新建陆军”所部只有七千人，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，计有聂士成的“武毅军”一万三千人；董福祥的“甘军”一万一千人；宋庆、马玉良的“毅军”一万二千人，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；淮军一万二千人；练勇一万九千多人，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，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？即使能够到达京师，自永定门至颐和园，将节节遭遇拦截；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，但太后未遭劫制，皇帝先已被幽，那还谈什么救驾？那么，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？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，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《戊戌日记》中言之凿凿呢？论者指出，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。因此，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，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。所谓的围园密谋，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，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。

康有为其三，确有密谋，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。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，确有围园密谋，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，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，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，尽管光绪、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，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，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。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：（八月初三）夜杨漪川（深秀）、宋芝栋（伯鲁）、李孟符（岳瑞）、玉小航（照）来慰……李孟符言，英人有七舰在大沽，将与俄战。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，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，令诸公多觅人上摺，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。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《申报》报道：京友来函云：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，圆明园有金窖甚多，请准募三百人，于初八人内挖取。都人诧为奇异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。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，而自八月初一起，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。在明清两代，朝廷常用军人做工。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，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。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，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。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，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，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，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，故借挖金窖为名，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，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。

其四，确有密谋，证据是《诡谋直纪》及梁启超密札。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，与康有为来往密切，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，后存于日本，名为《诡谋直纪》。毕永年在《诡谋直纪》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。汤志钧、杨天石见到此件后，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。据毕永年所记，政变前毕到达北京，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，要求毕积极参加，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，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；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，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。

其五，确有密谋，证据并非《诡谋直纪》。房德邻考证了《诡谋直纪》，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，根据传闻写的，并不可靠。而康有为的《自编年谱》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。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《自编年谱》中这样记载：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“朕位几不保”的密诏后，他就和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，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。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、捕杀慈禧太后，但说到要袁“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，除旧党”，这样的举动，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。如此，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，否则怎么能“扶上登午门”呢？《自编年谱》又记，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，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，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，即《时务报》。当晚有好友杨深秀、宋伯鲁、王照等来探慰，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，“而以李提摩太交来《瓜分图》令诸公多觅人上折，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”。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。可以断定，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，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。

围园劫后，一桩惊天大事，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，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，但即便没有，那也足以对慈禧、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。

清朝荣禄生平？

荣禄（1836--1903），清末大臣。字仲华，号略园。瓜尔佳氏。满洲正白旗人。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。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。1874年，同治帝死，荣禄参与确定载继承帝位，为慈禧太后所倚重。1879年，因忤慈禧太后，又被劾纳贿，降二级，去职10余年。1891年底，起任西安将军。1894年，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，适逢中日战事紧急，留京再授步军统领，会办军务。战后，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、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督练北洋新建陆军。1898年6月，百日维新期间，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。旋即内调中枢，授军机大臣，晋文渊阁大学士，管理兵部事务，节制北洋海陆各军，统近畿武卫五军。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（皇储），谋废黜光绪帝。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，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，镇压义和团。1902年1月，随慈禧太后返京后，转文华殿大学士，管理户部事务。1903年病死。谥“文忠”。编有《武毅公事略》，著有《荣文忠公集》、《荣禄存札》。

在《走向共和》的前半部分，有一位深受慈禧太后信赖的荣禄，历史上的荣禄是怎样一个人？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？

荣禄（1834～1903），字仲华，正白旗满洲人，瓜尔佳氏。出身于世代军官家庭，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，后任内务府大臣，工部尚书，出为西安将军。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，留京任步军统领，总理衙门大臣，兵部尚书。

1898年，光绪帝起用康有为、谭嗣同等参预新政，准备实行变法。慈禧太后惟恐形势有变，于是迅速起用了手握兵权的荣禄，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统帅董福祥的甘军，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军。当光绪皇帝依靠维新派颁布了《明定国是诏》，光绪帝又推行新政，起用新党等一系列谕旨，结果引起了一班守旧大臣的极度恐慌。荣禄见此情形，立即进京密谋于慈禧太后。

这时，恰好慈禧和光绪要去天津阅兵，而且荣禄在天津已经利用海防公所旧址修建了太后行宫和皇帝行宫，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，在必要时废黜光绪。这时，朝中的维新派也已感到形势的危急，想利用倾向维新的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，乘机杀掉荣禄。不料，袁世凯回到天津，立即把此事向荣禄告密（也有人认为，去天津向荣禄告密的，是御史杨崇伊）。荣禄得知这一情况，连夜赶到颐和园，向慈禧太后报告。慈禧乃于次日发动政变，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，同时大肆捕杀维新派人士。

经过这次变故，荣禄益得慈禧太后的信任，授荣禄为军机大臣，兵部尚书，节制北洋海陆各军。义和团运动前，曾经与慈禧太后密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（皇储），义和团运动期间，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，命荣禄为留京办事大臣。不久又诏赴西安行在，赏黄马褂，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1902年1月，荣禄随扈自西安还京，加太子少保衔，转文华殿大学士。1903年荣禄病死，赠太傅，谥文忠，晋一等男爵。